一個極其英明的政治家，也不可能不犯錯誤。諸葛亮在劉備死後主持蜀政，南征北戰，多有失誤，所以說，人無完人，金無足赤。這句話還是很有真理性的，偉人也難例外。
但是，要是能夠保持頭腦冷靜，思想清醒的話，那麼可以將錯誤的危害性減少到最低程度。如果摻雜進感情因素，明知其可爲而不爲之，明知其不可爲而爲之，勢必帶來很壞的後果。
諸葛亮作爲一位“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千古典型，我們對其人格的偉大，所產生的景仰心理，是一回事情；但從其堅持錯誤的北伐政策，而導致蜀國過早地敗亡，來剖析他的得失，則是另外一回事情。
他所以要上表陳詞，因爲大家反對北伐。主要是國力不強，人心思定，連年征戰，不勝負擔，當務之急，應該使蜀中人民得以喘一口氣，休養生息，醫治戰爭創傷。而諸葛亮卻不顧這種普遍的牴觸情緒，堅持他的北定中原，開疆闢土，恢復漢室，繼承大統的方針。
第一，他從漢賊不兩立，到蜀魏不兩存，到有魏則無蜀，到“王業不偏安，惟坐以待亡，孰與伐之？”作出了錯誤的判斷。魏雖有吞蜀之心，不過，曹睿上臺後，舉朝上下，是主張掘壕堅守，待吳、蜀內亂的。他錯過了這樣一個相對平靜，可以養精蓄銳的時期。第二，因承受先帝伐賊之託，寢不安席，食不甘味，這種感情上的義務，使他罔顧客觀是否可能，貿然行動，很大程度是在維護個人的威信和尊嚴，是不足爲訓的。第三，他還錯誤地認爲如果繼續相峙下去，必然要出現突將無前，精銳不存的空虛狀態。因此主張趁這些有作戰經驗的將領仍在時，早打，大打。這種思路和他沒有說出來的，對於他個人的過於自信，和對後來人的缺乏信心是相聯繫的。其實戰爭是複雜的系統工程，個別人的有無去留，是不起決定性作用的。因此，在剛剛結束的一次失敗戰爭以後，連他自己都承認“民窮兵疲”，“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的情況下，又發動一次不量力的進攻，前景當然是可想而知的了。
收在《古文觀止》裡的前後《出師表》，是諸葛亮最廣爲人知的文章。“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以及從這兩句話延伸出來的杜甫的詩，“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便構成諸葛亮垂範千世的至善品格，被萬人景仰的忠誠典範。
所以，文學這東西，它要渲染起來的話，挺能打動人心的。我們管這種作用，叫做“煽情”；而煽情的結果，往往就有一葉障目的弊端。前後《出師表》的感情，當然是真摯的，表達諸葛亮的耿耿忠心，簡直溢於言表。但是，若研究一下蜀國當時的內外狀況，剛剛勞師遠征，七擒孟獲歸來，諸葛亮就要揮戈北上，這兩篇動員令，從給蜀國所造成的後果看，就頗有值得斟酌的地方了。
審時度勢，量力而行，是一個政治家必須具備的素質。但他一不顧國力強弱，二不顧民心向背，三不顧敵方虛實，四不顧周邊環境，就要向曹魏挑戰，實屬冒進行爲。好像所有好大喜功的領袖，都有因冒進而吃苦頭的教訓，而吃了苦頭還繼續冒進，再吃更大的苦頭者，也不乏其人。所以，二次上表，甚至連阿斗也勸他了：“方今已成鼎足之勢，吳魏不曾入寇，相父何不安享太平？”
阿斗當皇帝后，可算是一無可取的庸才，獨有這句話說到點子上了，雖然他的出發點並不是正確的。可惜他這個皇帝是個傀儡，如果說話算數，休養生息，修邊固防，也許還真能偏安一隅。可是諸葛亮窮兵黷武，連年征戰，勞軍擾民，內外交困，以致西蜀茍安的局面，也不能長久。
《蜀記》裡記載：“晉初扶風王駿鎮關中，司馬高平劉寶、長史滎陽桓隰諸官屬士大夫共論諸葛亮，於時譚者多譏亮託身非所，勞困蜀民，力小謀大，不能度德量力。”
吳大鴻臚張儼作《默記》：“兵者兇器，戰者危事也。有國者不務保安境內，綏靜百姓，而好開闢土地，征伐天下，未爲得計也。諸葛丞相誠有匡佐之才，然處孤絕之地，戰士不滿五萬，自可閉關守險，君臣無事。空勞師旅，無歲不徵，未能進咫尺之地，開帝王之基，而使國內受其荒殘，西土苦其役調。”
這都是與諸葛亮同時代，或稍後一點的人士，對於他頻繁北伐的議論，可見當時有識之士，對他的六出祁山，是大不以爲然的。諸葛亮罔顧國力，頻繁出擊，實在是由於他太過於自信自負。但這種心理失衡者，豈止孔明一人，凡領袖羣倫者，一旦成爲人譽自詡的濟世之才，便有一種功名欲，不朽欲，樹碑欲；甚至像文壇這麼一個其實沒有什麼戲唱的場合，也有人來不及地給自己蓋個廟，以便活著被人上供，真是很可笑的。孔明認爲曹操?死後，魏國再無足堪較量的對手，過於輕敵，過於躁急，想打開蜀國的封鎖局面；當然，這也是他過於相信自己萬能，過於追求不朽聲名的結果？
這種可怕的慾望，也是此前此後許多人物都具有的留名萬世的情結。哪怕傾家蕩產，禍國殃民，也情不自禁要在歷史的長卷中，給自己樹一塊碑石。諸葛亮的出兵漢中，絕對是他的性格所造成的悲劇。由於他位極人臣，權重一國，自然無人能夠左右他，結果爲此付出巨大的代價。而且大家看著他一步步地走向最終的失敗，無法挽救。
所以，他的親信馬謖認爲“平南方回，軍馬疲敝，只宜存恤，豈可復遠征？”他是聽不進去的。譙周的苦諫：“何故強爲？”他同樣不以爲然，甚至連毫無頭腦的後主阿斗，不解地提出疑問，也都阻止不了他北進的意願。
這樣一意孤行，置蜀國於死地，恐怕是這個偉大人物的大錯了。
他若是如張儼所說，不將國力消耗殆盡的話，蜀與魏之爭也許是另外的結果。
諸葛亮始終把魏延看作敵人，至少也是異己分子，不信任，不重用。一個老百姓，存偏見，頂多自己吃虧，但一個領導，以成見看人，形而上，唯心論，不但害人，還要害己的。
孔明之所以先南征而後北伐，是想在蕩平後院之患，把擾亂邊庭的南方少數民族平定下來，再騰出手來進行戰略反攻，出祁山，過秦嶺，兵臨渭水，直逼畿輔。想步曹操官渡之戰、周瑜赤壁之戰的後塵，通過一次大規模的戰爭，扭轉形勢，實現其政治抱負而名垂青史。
他這時最需要的，莫過於使他進攻奏效的計謀了。
《三國演義》是一部講計謀的書，至今被政治家、軍事家，乃至於所有動心眼的人，視作一部簡明教科書。這部書中，有許多成功的計謀，也有許多失敗的計謀。還有一些未待實現，便胎死腹中的計謀，最有名的就是魏延出子午谷奇襲關中的飛兵之計。
可惜，這個計謀不是孔明自己想出來的，也不是他得意門生馬謖向他建議的，而是他所不喜歡的魏延向他進言的，我想他當時聽了，一定怦然心動，但是，正因爲是感情上的拒絕，這個飛兵之計，被諸葛亮槍斃，胎死腹中。否則，魏延率兵挺進長安，三國的歷史不知該怎麼改寫呢？
看起來，一個偉人，“從善如流”這四個字，說來容易，做到卻難。
當時，魏主曹睿臨位不久，司馬懿被閒置，這是最重要的一個環節。而沒有任何實戰經驗的夏侯楙掌握兵權，是個絕好的趁虛而入的進攻機會。所以，魏延向主帥諸葛亮建議：“聞夏侯楙，主婿也，怯而無謀。今假延精兵五千，負糧五千，直從褒中出，循秦嶺而東，當子午而北，不過十日，可到長安。楙聞延奄至，必棄城逃走。長安中唯御史、京兆太守耳！橫門邸閣及散民之谷，足周食也。比東方相合聚，尚二十餘日，而公從斜谷來，亦足以達，如此，則一舉而咸陽以西可得矣！”出其不意，擊其不備，這本是軍事家最經常採用的戰術，但諸葛亮以穩妥爲由拒絕了。
他一生用兵謹慎，這是事實，但他絕不是不敢行險。其實，空城計比起子午谷出兵急襲長安，要險得多多。後來，司馬懿對張郃說：“若是吾用兵，先從子午谷徑取長安，早得多時矣！”所以，司馬懿要是蜀方主帥的話，一定會採用魏延的主意，可見諸葛亮之不肯採納飛兵之計，確實是一次嚴重失誤了。
說到底，戰爭，能不冒一點風險嘛！
除了他軍事上的保守主義外，就不得不從他的感情、性格上找找這次失誤的原因了。文人相輕，一向如此，相互菲薄，家常便飯，都由於嫉妒心作怪。政治家、軍事家也未必都是完人，不能說略無半點嫉才之心。諸葛亮拒絕魏延，是有其個人感情上的因素的。
上帝造人的時候，設計這種情感，大概是作爲一種催動力量，鼓勵競爭要強之心吧？一旦超乎這個範圍，必然構成對他人的妨害或侵犯。你看那奧賽羅，妒火中燒，把無罪的苔絲迪蒙娜，扼住喉嚨將她掐死時的狠毒，就知道，嫉妒要是發作起來，那是一種可怕的感情。
在文人這個圈子來看，那就更有看頭了。韶華已逝，便仇恨一切來日方長的人；風光不再，便嫉妒所有奼紫嫣紅的美麗；寂寞冷落，自然怨嗟窗外傳來的繁華熱鬧的聲音；江郎才盡，便對文場的新鮮舉止視若仇敵，非咬牙切齒不可了。所以“食少事煩”苦日無多的諸葛亮，對於這樣一個潛在的對手，是不敢掉以輕心的。
劉備生前對魏延十分信任。“先主爲漢中王，遷治成都，當得重將以鎮漢川，衆論以爲必在張飛，飛亦以心自許。先主乃拔延爲督漢中鎮遠將軍，領漢中太守，一軍皆驚。”但與諸葛亮談到馬謖，卻認爲是“言過其實，不可大用，君其察之”！
劉備這個人，才質平庸，但對馬謖的看法，事實驗證他是對的。因此，他賞識魏延，委以重任，決不是興之所至，率性而爲的事，自是有魏延值得信賴之處的。
諸葛亮所以對馬謖“深加器異”，就因爲馬謖好紙上談兵，能順從他的意旨，而對魏延一直持懷疑和仇視的態度，動不動就要把魏延推出斬首。說穿了，就是魏延不怎麼買他的賬。
《三國志》載：“延常謂亮爲怯，嘆恨己才用之不盡。”看來他們帥、將之間的矛盾，早就相當地尖銳了。所以，諸葛亮在上方谷設計火燒司馬懿父子時，這位主帥，甚至想把魏延也一併火葬的。
由此可見，有才能的諸葛亮，也未必不存有複雜的嫉妒心理。而一旦由嫉而恨，就什麼事情都做得出來了。
中國人對人的評價，不太注意人是在不停變化，壞可能變好，好可能變壞的方面，這是一；形成固定看法以後，好，便永遠的好，壞，便永遠的壞，直到蓋棺論定，這是二；被否定評價的人，無論怎樣好自爲之，也扭轉不了已經定型了的觀點，這是三；於是最後，整個社會形成的極端化趨向，有形無形地迫使著這個人無法自拔，只能向自己的反面越走越遠。當重新審讀歷史上魏延這個人物，難道，能說諸葛亮毫無失當之處嗎？他對魏延不變的看法就正確嗎？一個身居高位的領袖人物，絕對相信自己的聖明，大家也恭維他的聖明，那絕對是一件可怕的事情。
正是由於他的過分視部屬爲敵，他的狹隘，無容人之量，以及他的嫉妒，已難分好歹。所以，在他臨死前的最後安排，就促使魏延生變作亂。本來戰鬥力已很疲軟的蜀國軍隊，至此，則是強弩之末，不堪一擊了。
魏延之亂，始於諸葛，這話不是沒有道理的。
對魏延這樣一個有軍事頭腦，有實戰經驗，有膽有謀的強將，對這個不以他的尊嚴爲念，具有挑戰意味的部屬，諸葛亮的感情雖然表現得特別地隱晦曲折，不那麼容易察覺，但內心世界卻還是有蹤跡可尋的。
以一支弱勢的軍隊，要去和強大的對手打正面戰爭，卻以不可冒險爲名，放棄這樣一次戰機，除了感情的拒絕外，找不到別的什麼理由。
奪城者將，奪國者帥。
諸葛亮在政治上，是帥才。正是他的三分天下，聯吳抗曹的決策，才能以最弱的力量，躋身於吳、魏之間，而成鼎立之勢。蜀能建國稱帝，在三分中舉足輕重，如果沒有諸葛亮爲劉備設計立足荊州，謀取益州之藍圖，樊城、江陵之敗，按劉備的想法，南奔蒼梧，投靠吳臣，充其量也就是流寇了。
但諸葛亮並不能說是一個非常成功的軍事家，至少他沒有像曹操那樣指揮官渡之戰，擊潰袁紹六十萬人馬，統一了北方。也沒有像周瑜那樣指揮赤壁之戰，消滅曹操三十萬大軍，鞏固了江東。由於東吳軍事上的建樹，才促使三分政治格局的形成。諸葛亮作爲一個政治家，也是想步曹操、周瑜的後塵，通過一次大規模的戰爭，扭轉形勢，實現其政治抱負，而名垂青史。所以先南征孟獲，而後北進漢中，也是想在蕩平後院之患，能騰出手來進行戰略反攻，出祁山，過秦嶺，兵臨渭水，直逼畿輔。
然而，諸葛亮的軍事才能，只是在爭城掠地的局部戰爭上，表現遊刃有餘，得心應手，如玩敵人於股掌之上的從容。但大規模的軍事行動，是離不開政治家的高瞻遠矚，審時度勢的，打軍事仗，實質是打政治仗。在這方面，作爲主帥的諸葛亮就有顧此失彼，未克全功之弊。既不瞭解曹魏的國力和統治的穩固性，五出祁山，盲目挑戰，也不肯承認劉蜀更應該固守求存的弱勢，連年征戰，大動干戈。僅這幾座城池的地方部隊，已使他煞費苦心，還要打力不從心的正面戰爭，即使奪得眼前的小勝，也難改變最終敗局的命運。對一個政治家來講，知其不可爲而爲之，是一種很可怕的性格悲劇。連續十年，六出祁山，興師動衆，無功而返。這麼多年的仗打下來，國勢日衰，兵將凋零，實力耗竭，百姓厭戰，最後，他老人家一死，蜀國也就敲起了喪鐘。
所以，國家成敗，繫於君臣，戰爭勝負，決定在將帥。什麼樣的君臣將帥，和用什麼樣的人，是至爲關鍵的。吳將朱桓在守濡須口時，數千守軍對數萬曹仁重兵，諸將業業，各有懼心，桓喻之曰：“凡兩軍交對，勝負在將，不在衆寡。”朱桓此人，勇而殘忍，殘暴苛虐，實不足取，但他這番話是極有見地的。
現在來看，蜀國的諸葛亮與魏戰，吳國的陸遜也與魏戰，蜀敗而吳勝，不能不說是與主帥的指揮得失緊密相關的。蜀國相信的馬謖丟了街亭，全軍敗績，而吳國相信的周魴賺了曹休，大獲全勝。領導的責任，就是用人，而準確地發現人才，衡量人才，使用人才，信任人才，則更是主帥的重要任務。諸葛亮撇開老將如趙雲，猛將如魏延，青年將領如姜維，都不用，獨信馬謖，結果街亭失守，逼得他只好唱空城計。一個人用之不當，則會影響一批人，同樣，一個人用對了，用好了，也會帶動一批人。吳國中期的朱桓、全綜、徐盛，比之早期的呂蒙、甘寧、淩統遜色多了，但陸遜指揮若定，左右協同，部將效力，主動殺敵。尤其周魴比之當年黃蓋，不弱半分，結果曹休大敗，回到洛陽就發病死了。所以，第一，人才得有出頭的機遇；第二，人才得有施展的餘地；第三，最重要的，是用人者要承認“金無足赤，人無完人”的現實狀況，要善於用人，揚其所長，抑其所短，不因噎廢食，求全責備。人得其所用，是制勝之一道。人能充分發揮其主觀能動性，則更是獲勝的保障。
諸葛亮是個偉人，是個接近於完人的人，這也就使他產生了太多的自信。擁有太多自信的人，便自視甚高，而不大把別人放在眼裡。由於缺乏羣衆觀點，肯定事必躬親，而不願假手於人。諸葛亮治蜀，多用平實之才，守成有餘，開拓不力，而恃才狂放，倚武倨傲者，往往被擱置擯棄。蜀中幹部，青黃不接，他不是不知道，也不是不著急，他努力物色人才，確也是事實。但他的用人標準拘謹偏執，較之曹操的“唯纔是舉”，簡直無法比擬。因而不可能有出色的人物出現，這也是大樹下不長青草的定律。他一人把陽光都吸收了，小草自然就懨懨地無生氣了。
諸葛亮英明自信和事必躬親，大大限制了部下的積極性，也養成了他們的依賴心理。所以司馬懿對於西蜀之一舉一動，無不了如指掌，因爲他只需要研究諸葛亮一個人就行了。但對於東吳的真實意圖，卻未可盡知。甚至周魴的僞降，也疑信參半，因爲不可能全盤掌握東吳所有將領的變數，所以魏國在與吳國的戰鬥中，無所施展，也就很自然了。
由此看出擊敗關羽和劉備的陸遜，確實在戰爭藝術的把握上，不像諸葛亮這位前輩那樣拘謹求穩，唯恐有失，舉措猶豫，任用躊躇。例如吳之朱桓和蜀之魏延，同樣是獻計而不被採納的勇將，但在雙方主帥的態度，卻有很大的不同，魏延差點被諸葛亮殺了，便可知道吳何以勝，蜀何以敗的原因了。
這就不能不爲諸葛亮遺憾了。
西蜀最後敗亡於晉時，戶二十八萬，官吏數爲四萬，而吳降晉時，戶五十二萬，但官吏只有三萬二。這樣一個頭重腳輕的國家，怎能不失敗呢？由此看，諸葛完留下的臃腫的官僚機構，實在是蜀國的累贅。但有如此數量的幹部隊伍，可諸葛亮直到臨死，也沒有物色到一個好的接班人，眼高如此，挑剔如此，實在是一件很悲哀的事情。五丈原彌留之際，還在遺憾：“吾遍觀諸將，無人可授。”也就只有姜維，勉強夠格，真是夠他痛苦的了。
“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太精明的領導，便光看到下屬的缺點和不足了。所以，“大樹底下不長草”，是很有一點道理的。孔明最後弄到文臣武將，難以爲繼的局面，看來並非西蜀無人，而是他不讓人才脫穎而出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