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佑二年四月二十日，天佑皇帝明喻天下，頒佈了震驚諸國、影響深遠的《天佑二年國事政務革新除弊詔》，又稱《天佑新法》，但在歷史上更加響亮的名字，叫做‘武成王新政’，因爲秦雨田纔是這件事的始作俑者，他規劃了變法的藍圖，完善了變法的細節，並用自己的權威和鐵腕，爲它保駕護航，使其由設想變爲現實。
其實正經說起來，變法的開始並不應該從其標誌性文件《天佑新法》頒佈之日算起。一個普遍的觀點是，應該從秦雷在清河園講話開始算。
因爲從縱向看，之前對朝臣的大清洗也好，中間的見習官員大上崗也罷，以及後來的‘考成法’頒佈實施。這一系列的舉措顯然是連貫且經過精心設計的。
從平定李渾到今日，秦雷和秦霆的每一次行動，除了要收攏權柄之外，還隱藏著更深層的目的，那就是‘清吏治’！
道理其實很簡單，事情都是人做的，如果做事的人有問題，那再好的曲子也會被唱歪了。只有先把唱曲子的角兒們整治出來，才能把調唱好。
所以秦雷認爲，雖然當時國內的自身造血功能嚴重不足，財政連年入不敷出，面臨著嚴重的財政危機。但那是隱藏在更深層的吏治腐敗造成的。正因爲官員們拉幫結派，競相以權謀私，‘損萬民以養數人’，把自己變成不納稅，吃國庫的特權階層，才讓國家該收的稅收不上來，該花錢的地方沒錢花，以至於常年陷入困頓境地。
更爲可惡的是，這些士族官僚爲了能長久的胡作非爲不受懲罰，視欺上瞞下爲常理；置國君百姓於不顧，以至於‘上澤雖布而不得下疏，下情雖苦而不得上達’，
因此如不先解決吏治上的沉痾，定然會在推行新法過程中用人不當，使新法成爲地方官擾民、困民的工具，對百姓和國家有益無害，以至遭到百姓的反對。
且變法對士族地主的利益觸犯頗多，如果不先把這些人打掉，定然會遭到激烈的反對。
到時候可真是‘豬八戒照鏡子，裡外不是了人’。可見，在吏治沒有澄清、舊有的勢力沒有打破之前，改革是會遇到許多意想不到的困難的。
正是看到了這些潛在的問題，《天佑新政》上纔會開篇名義道：‘治理之道莫急於安民生，安民之要，惟在於核吏治！”明確的指出，如果吏風不正，一切政令都會流於形式！
所以雖然面臨嚴重的財政危機，秦雷卻沒有一上來就貿然整頓財政，而是先行改革吏治。至於如何革新吏治，通過這些年來的觀察思考，他也有著極爲清晰的認識。
秦雷認爲當時朝野病癥可以總結爲八個大字‘泄沓成風，政以賄成’！主要原因是‘吏治不清’，以至權責不明，相互間推諉扯皮。即使好不容易想做件事，也是拍拍腦袋想到啥做啥，事前沒有計劃、事中沒有追蹤、事後沒有總結。
原先那種但也不能光怨官員，畢竟在原來那種沒有監督、沒有問責，幹孬幹好都一樣的情況下，很難有人會認認真真、踏踏實實做事，大多數的動議、規劃、行爲，都像熱鍋子炒屁一般，臭過一陣便啥都沒有了！
正是在這種混亂不堪的狀態中，朝廷效率極端低下，國家資源嚴重浪費，百姓負擔卻無比沉重。這才導致了今日的一系列弊病。
摸清狀況後，秦雷便決定對癥下藥，他一不申斥、二不宣導，只用一招招雷厲風行的手段，向天下表明他的決心！
既然原先官僚已經盤根錯節，無藥可救，那好，就請全部回家，沒了你們這羣王屠戶，老子照樣吃帶毛的豬！
人都光了，朝廷的架構自然隨他揉捏，秦雷大刀闊斧的砍除了超過總數一半的冗官編制，再把清河大學堂裡的士子們一股腦塞進去。
在見識了王爺的雷霆手段之後，這些被他一手拔上高位的菜鳥官員自然是惟命是從，不敢稍有差池。
在賞罰分明，執法公正的前提下，秦雷推行了蓄謀已久的‘考成法’。實施近一年來，以至於‘百官惕息，一切不敢飾非’，朝廷號令，雖萬里外，朝下而夕奉行，效率大大提高！
頗具諷刺意味的是，這些戰戰兢兢的菜鳥們，整日被接踵而至的任務纏身，只想著把考覈通過，可別被擼了官職，那可就丟死人嘍。以至於無暇去進行原本官場上最重要、最費心力、也是最殘酷的勾心鬥角，一時間朝堂上的空氣前所未有的清新起來，行政效率很快便超過了前任。
當朝廷變得海晏河清、齊心協力時，秦雷便獲得了一個得心應手的利器。他再運用這個經過改造的工具去推行經濟民生等諸方面的改革，一時間無往不利、事半功倍。
《天佑新政》的舉措可以概括爲二十四個字‘丈田畝、改稅賦、修水利、平物價。重科舉、興工商、暢交通，強軍備。’實實在在的八條內容。
這八條又分兩部分，前四條可以看成是安民之舉，後四條則是強國之策，且聽我們一樣樣分說。
先說‘丈田畝’，就是之前便提過的清查土地。變法詔書上說：‘豪民有田不賦，貧民曲輸爲累，民窮逃亡，故額頓減’，是‘國匱民窮’的根源。
爲了改變這一局面，詔書下令在全國進行土地的重新丈量，清查漏稅的田產，以增加朝廷的賦稅，減輕百姓的負擔。
第二條‘改賦稅’，主要是針對現行田賦有夏糧、秋糧之分，徵收上又有種種名目，非常繁煩，貪污剋扣等現象非常嚴重。現將所有賦稅、貢品以及中央和地方需要的各種經費和全部徭役統一編派。
除國家必需的米麥絲絹仍交實物，以及徭役折算的丁銀仍歸人丁承擔外，其餘‘皆計畝徵銀’，折辦於官全部折算爲稅銀，總爲一項收入，統一徵收。如此可以避免田多者偷稅漏稅、田少者多繳稅，平衡了稅賦負擔。
且國家容易掌握該收多少，百姓明白易知該交多少，還可防止官吏欺上瞞下、從中漁利。
值得注意的是，詔書中明確規定，將百姓應服的徭役，也按照朝廷制定的標準折算，按照每一戶的丁口數加總，一併加入了稅銀中。
同時明喻天下，官府用役一律‘官爲僉募’，按當地勞力標準僱人從役。將無償轉爲有償，這錢就從收上來的丁稅中出。
這樣做的好處很大。比如在新法沒頒佈之前，官府征夫的隨意性很大，除了催稅、解送田糧之差、修路、築堤這些官差之外，還會無償使用百姓給自家搬運、做飯、擡轎、駕車之類，完全是以官役之名，命百姓行奴僕之事。
新法實施之後，僱傭民夫的權力將統一收歸州府一級，由各縣按實際情況上報所需勞力，再由州府審覈後統一撥付經費，事畢還要檢查完工情況，以免假公濟私。
顯然新法改變了原先混亂不堪的徭役制度，大大減少了官府無度濫徵民夫的現象，將百姓從繁重的勞役中解脫出來，可以有更多的時間從事生產，爲國家創造財富。
同時稅賦勞役折銀，用夫付費這兩樁新鮮事，也必然會把銀錢提升到社會經濟生活中的關鍵地位，有利於商業的繁榮和經濟的發展。
其三是‘修水利’，總結疏浚大運河，重開京水河、開鑿引水渠這三大水利工程的經驗教訓，將大河流域和大江流域重新治理。用分流主幹的方式，減少水災、增加灌溉面積。
其四‘平物價’，乃是由朝廷出巨資，在中都、洛陽、襄陽三地設立市易司，任務是在豐收時以合理的價格向百姓收購穀物稻米，以此抑制不法商販趁機壓價，避免穀賤傷農、米賤傷農；再在春荒或某地遭災等糧食緊俏之時，以合理的價格向百姓出售，同樣爲了抑制不法豪強囤積居奇，訛詐百姓。
雙管齊下，可以讓百姓的生產生活更保險，不至於輕易破產，淪爲佃農。正像詔書中所說，‘權貴賤，通有無，以平物價、濟黎民，所以抑兼併也。’
從以上四條可以看出，秦雷的變法旨在‘安民’，儘可能的爲老百姓解除負擔。他的設想是，十年之內使絕大多數可以養活一家老小，不至於逃離鄉里，成爲危害社會的流民。二十年內，能讓半數人家，家有餘財……至少逢年過節能想買點啥就買點啥吧。
但我們同樣可以看出，秦雷這法子對百姓、對朝廷都有好處，可就是有一批人想必不會太高興。那就是原先不交稅不服役、還可以隨意驅使民夫做這做那、時不時還能靠著囤積居奇，發筆大橫財的既得利益者們。
這些人包括被秦氏兄弟暫時攆出朝堂的士族老爺們，甚至未來也會包括剛剛躋身朝堂的新貴們。秦雷雖然對那些官僚不報好感，卻也知道自己終究還是要靠這些士大夫治理天下，而不是那些感自己恩的老百姓……
前唐太宗說：‘民爲水，君爲舟，水可載舟，亦能覆舟。’百姓的擁戴確實是很偉大的力量，但大多數時候卻不頂什麼事。就好比他李世民，是靠著那幫子老西兒門閥奪下來的天下，而不是什麼老百姓的支持。
所以他這句話的重點，是在最後一句‘亦能覆舟’上。李世民清醒的認識到，老百姓那溫順的表象下，隱藏著無比狂暴的力量。這力量足以毀天滅地，改換新天。
因爲畏懼，所以愛民。古來賢君皆是如此，秦雷也不例外。但真正能幫得上這些至尊的，卻還是那些不怎麼可愛的官僚，以及他們所代表的各種勢力。
兩邊都不宜太過得罪，這便是一個矛盾。秦雷的解決方法是大家誰也別革誰的命，都得點好處、都退一步，你好我好大家好吧……很沒有技術含量，卻相當的管用。
這其實也是無可奈何的選擇，因爲他要變革，要讓老百姓能活下去，就必須讓大戶們停止對百姓的盤剝壓榨。但要是單純讓大戶們吃虧，他們就會不樂意，就算不跟秦雷對著幹，也絕不會與他合作的。
如果把這些人都逼急了，一樣會出大亂子。所以秦雷的後四條，就儘量向士大夫們傾斜……
比如說第五條‘重科舉’。《新政》上明確指出，科舉將是國家取士的唯一正途，本著‘自由報名、公開考試、平等競爭、擇優取仕’的原則進行官員選拔，除此之外所有的方式全部予以廢除。
這條發令是秦國選官制度的進步，是對被搞得烏煙瘴氣的科舉的撥亂反正。是對察舉制、徵辟制和蔭庇制，最直接有力的替代和否定，給庶族地主和平民百姓，通過科舉的階梯而入仕以登上歷史的政治舞臺，提供了一個公平競爭的平臺、機會和條件。
新法中重申科舉制度應分爲文舉和武舉兩部分。強調武舉是專門選拔武官而設置的科目。‘文武兩科，殊途並進，不分軒輊、無論尊卑’。
但話雖如此，可國家終是需要文臣來治理的，且武將更重視的是戰功，誰能打仗誰纔是英雄，而不是你出身哪年武舉，你是第幾名；我出身哪年武舉，我是第幾名。
所以武舉的地位不如文舉，這是不容置疑的，也不是一道聖旨可以改變的。
而從歷年的統計資料看，參加武舉的人中，普通家庭出身的佔大多數，參加文舉的人中，卻是庶族地主家庭出身的要多些。這很容易理解，畢竟在世人眼中，當兵扛槍是粗人幹得活，雖然立功容易，可也太過危險。除了那些好奇叛逆的公子哥之外，絕大多數都是普通人家的子弟，仗著手腳粗壯，又練了些刀槍棍棒，便想著通過這個途徑參軍，搏個軍功出來……至少不用從頭做起了不是嗎？
而文舉則完全是另一番模樣，首先在這個年代，讀書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情……束脩貴、書本貴、筆墨貴、白紙更貴。保守估計，一個學子從入蒙的《三字經》，千字文開始，直到把四書五經讀下來，共需要十年時間，這十年裡一個壯勞力完全搭進去不說，僅各項花費便達到二百兩銀子，這是普通人家也不敢想象的，更別提連飯都吃不上的貧苦人家。
所以那些連飯都吃不上，還能考中狀元郎的事蹟多半屬於勵志故事，做不得真的。就算偶爾有之，也是破落料到的官宦子弟，本身就有得天獨厚的優勢。
因此一百個人裡能有一個識字的就不錯了。所以百姓對讀書人有著天然的敬畏……別說你考上進士，就是個秀才都要讓人肅然起敬的。
所以當士族地主的子弟垮掉後，庶族地主在大秦各色人等中，絕對屬於有文化的那一類。因此毋庸置疑，在秦雷主導的公平科舉中，他們考中的機率要遠遠高於士族和平民。
這就是秦雷對士大夫的傾斜……而不是士族。在他的構想中，庶族地主將成爲新興的士大夫，擠佔掉原先士族的位置。
至於那些被攆出權力圈子的士族，秦雷有第六條‘興工商’和第七條‘暢交通’伺候。興工商便是鼓勵工商，這可能是全部變法中最叛逆的一個，因此歷朝歷代都把商人看成是亂國之人，認爲他們囤積居奇，擾亂當地經濟秩序，且唯利是圖，與道義社會顯得格格不入。
但秦雷要說他們是放屁，沒有商人的買賣轉運，那荊州府的稻米就到不了洛陽城，巴蜀地中的井鹽也到不了中都城。那全國各地的農民兄弟就只能自己生產了自己用，華夏經濟也要倒退千年。
至於如何對付囤積居奇、投機倒把這樣的行爲，秦雷早在第四條平物價上有了詳細的闡述，在此不必贅述。
雖然存在這樣那樣的問題，但秦雷還是認爲瑕不掩瑜，他覺著商人的地位應該更高，因爲他們是社會生產生活的加速器。有了他們，生產者才能儘快的賣掉所產的貨物，縮短生產循環週期，而消費者也能及時的獲得所需的產品，大大刺激了消費。所以把商業搞上去了，其他的行當都會被注入一陣強心劑，獲得更快的發展速度。
秦雷十分清楚，國無農不立、無商不富，因此在確立農本地位的同時，他也不忘發展工商業。具體舉措有三條：第一，取消全國州府及以下地方設卡收稅的權力，一批貨物在省內流轉，僅需交一筆商業稅即可，之後只要不出省，便不會再徵稅，體現稅不重徵的原則。第二，降低稅率，把原先五徵一的商業稅降低爲十五課一；第三，取消對商人的一切不合理限制，明確其私有財產不受侵犯。
爲了刺激工商，他又提出了第七條‘暢交通’，有句俗話道：‘要想富先修路’，有了寬敞平坦的馬路，交通就會便利，就不愁生產出來東西運不出去，就不愁東奔西走，就會大大降低商人們的成本，可謂是如虎添翼。
而且有了四通八達的寬敞道路，可以顯著拉近城與城、府與府之間的距離，有利於朝廷對地方的控制，有利於國家安全，所以秦雷將通暢交通放在瞭如此重要的地位。
但這些事情他當然不會親自去做，而是將會採用復興衙門的方式，在全國各省組建類似的機構，同樣是皇室，官府、豪族三方合營，同樣是豪族貢獻鉅額財富，官府大開方面之門，秦雷爲其提供庇護的模式，將轄區內的工商業，交通業全部交與其打理，收益也按照既定的比例，皇家拿兩成，朝廷拿四成，豪族拿四成。
秦雷這樣做是有底氣的，且已經在南方進行了試點，其效果之好、收益之大，讓其他省的士紳豪族眼紅到睡不著覺……復興衙門那高漲的價格便是明證。而且秦雷早就規定，復興衙門的議事，及其近親屬，不得在南方兩省官府任職，人爲爲其劃分了一道界線。
這樣資產的擁有者不直接參與管理活動，但可以有效的監督、鉗制、甚至是提請罷免相關的瀆職官員，如此一來庶族地主執政，士族地主監督，一個相互牽制，相互監督的體系便建立起來了。
秦雷的良苦用心，在這件事情上體現的淋漓盡致。
至於最後一條‘整軍備’，是關於大秦軍力上的安排，詔書上語焉不詳，我們只能知道，朝廷似乎覺著現在的兵力夠用，沒有再次徵兵的打算，但軍費撥付卻悄悄上漲了一倍，顯然是要走精兵路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