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堂上的爭論，張璟也是午後在軍器局聽到的。
不過，雖然張璟對於東林黨人早有猜測，知道他們絕不會輕易讓熊廷弼起復的，但還真沒想過他們會胡攪蠻纏成這樣。
雖說歷史上，熊廷弼起復是東林黨同意的，但那也是東林黨的權宜之計，畢竟黨內無人可派了，就是起復熊廷弼，東林黨內部可也是走了一番波折的，也不是立即就同意的。
終究，遼東經略這個位置，但凡有點想法的人，誰不眼饞？
後來，正經東林黨人出身的王化貞的出現，不就驗證了這事？
東林黨人毫不猶豫把他們剛剛提拔來的熊廷弼架空，轉而提拔王化貞了，這才之後的廣寧大敗。
總的來說，熊廷弼入京後第一次朝會還不錯，起碼東林黨人沒能一言堂把這事壓制，當然，這裡面熊廷弼最應該感謝的，自然是方從哲了。
張璟想都不用想，能這麼無形之中，擺了東林黨人一道，還差點讓熊廷弼起復成功的人，不是方從哲，還能是誰？
畢竟，方從哲早和張璟打過招呼，甚至還將姚宗文等人介紹給過他，而他話裡也透露了些他要和熊廷弼合作的意思，所以這麼一想，這件事的背後指使，也只能是他。
只是，方從哲當時說過要張璟去保姚宗文等人不丟官，張璟從現在朝局來看，似乎現在根本也扯不到他們的罪名，也不知方從哲是怎麼想的，大概是希望張璟幫忙，能爲姚宗文等人，多上一層保險吧！
張璟心裡如此想著，真是要感謝大明的言官制度，否則，以他現在的能量，還真不知道他該怎麼去救姚宗文他們。
畢竟，姚宗文他們，身爲東林黨人的政治死敵，一旦朝會上姚宗文他們的罪名被確定了，張璟毫不懷疑這些東林黨人會使出不擇一切的手段，把這些非東林黨人，一個一個的打倒。
而這就是明末的黨爭，以官員籍貫劃分派別，同鄉之間相互抱團，對於非本派者必加以打壓、排擠，發展到後來變成“爲了爭而爭”，事事都要攻訐一番，而這樣相爭的結果，自然相當慘烈——失敗者幾乎都被處以極刑，死於非命。
想到這裡，張璟對於言官制度高興的同時，也是恨死了這制度。
畢竟，若是沒有這制度，真實歷史上，大明出現黨爭的可能性，就會少得多了。
言官，在大明可有其他的好稱呼，又稱“諫官”“諫臣”，以向皇帝“風聞言事”、“直言規勸”爲主要工作內容，職業就是反映問題，說對了有賞，說錯了也沒關係，不必承擔任何“妄議”的責任。
當然，言官並不是朱元璋首創的，這東西早在春秋時期就有了。
只不過，官職叫法不同，春秋時期，齊國有“大諫”，趙國有“司過”，其實都屬於言官性質。
而戰國時期自沉於汨羅江的屈原，他屢次向楚懷王提出反對意見，其實並不是因爲他自己，與世風格格不入，而是因爲他所擔任的楚國“左徒”一職，也屬於言官，向君主提出意見，實乃他的職責所在。
之後，歷朝歷代，皆設有言官。
漢朝有諫大夫，唐朝有左右拾遺，左右補闕，宋朝有司諫，正言，後又設置諫院，設左右諫議大夫統管，名臣包拯，就曾“知諫院”，以言官之便，多次彈劾權貴，並由此獲得了皇帝的賞識。
以往，對於言官，如果是毫無證據的“妄議誹謗”，朝廷和君主還是會治罪的。
不過，到了宋朝後，因爲朝廷制度已經發生了根本變化，與士大夫共治天下，成爲了宋朝延續的根本。
再加上，宋太祖建立宋朝，曾在建隆三年，立下誓約。
誓約裡的內容共三條：一是“柴氏子孫有罪，不得加刑，縱犯謀逆，止於獄中賜盡，不得市曹刑戮，亦不得連坐支屬”；二是“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三是“子孫有逾此誓者，天必殛之”。
第一條誓約是宋太祖因爲欺負柴家孤兒寡母，奪了柴家江山，害怕受更大罵名而立誓做好人外，那第二條誓言便是提升文官和其言事的。
其中，明確指出宋朝皇帝不得殺大臣和言官，否則必遭天譴。
這誓約後來自由宋太祖設立開始，便一代一代帝王，不斷向下傳承和延續，直到宋亡。
不得不說，因爲這誓約，宋朝士大夫過得很高，言官也很幸福。
然而，也正是因爲言事的“不需要負責任”，等到宋朝變法時，言事就成了改革派和舊有既得利益者的互相彈劾的利器了。
任何事物都有兩面性，言事就是如此，它可以讓君主廣開言路，不受奸人矇蔽，但也可以成爲黨爭的主要工具，宋朝如此，而到了明朝，發展的更加徹底，黨爭也更加激烈。
開國皇帝朱元璋設立的明朝言官，其成員主要由都察院御史和六科給事中組成，品級不大，權力不小，上至國家大事小到市井傳聞，大到皇帝小到草民，看不慣就上朝奏報。
而且到了這時，言官只負責上書，對與錯由皇帝自己判斷，錯了也不用負責任。
哪怕你說的只是你心裡瞎想，沒有實際事例證明，也都不需要你負責，簡單來說，你想到什麼，就能給皇帝上報什麼，甚至有理有據的去罵皇帝，都可以。
而朱元璋之所以賦予言官這麼大的權力，也是因爲明朝初年，功臣勳貴滿朝，朱元璋需要鼓勵言官不斷告狀，好讓他有理由去查功臣，達到他剷除功臣勢力的目的。
不過，言官的制度化，規模化，雖然有利於君權集中，但如果一昧縱容言官，不去限制他們，讓他們習慣無法無天的彈劾的話，時間久了，那就必然會出事情。
終明一朝，愈演愈烈的黨爭，就有這原因，言官在黨爭中所扮演的角色，就不低。
甚至於，可以這麼說，若是沒有言官，沒有言官上書言事，不需要負責的制度，明朝的黨爭就不會到那種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