靖皇帝在正常發展的歷史上，活了五十九歲，這個年來說也算是長壽了，他從荊楚的興獻王府出來的時候，身體很是敏感纖弱，據說連刺激性的氣味都受不了，這也是他信奉清靜無爲的道教的原因。也許是道教的某些養生的方法真正的起了作用，嘉靖皇帝的身體在氣候遠不如荊楚的京師，反倒是逐漸的好了起來。

有筆記說到，嘉靖在四十歲，還是滿頭烏髮，好比二十歲的年輕人，說起來好像是大驚小怪，可是在十六世紀來說，四十歲滿頭白髮的可是常見的現象。

不過在這個時空中，嘉靖皇帝已經是有了許多的白髮，這一年是嘉靖十九年，他才三十四歲。現在的他可是有許多的好名聲，比如勤政之君，比如聖明之君，已經是正常運轉了上百年的內外朝制度。

司禮監和內閣互相制衡的制度，在他發動了檢地清洗之後，完全的崩潰了。現在很多需要太監來辦理的事情，都是需要他親力親爲，必須很客觀的說，所謂的宦官亂政，並不是明朝的普遍現象。

因爲有明近三百年，我們所知道的大奸大惡也不過就是那麼幾人罷了，其餘的監，司，局各個衙門的太監都只不過是和六部官員們一樣，都只不過是這個帝國機器運轉的零件而已，而且那些太監之所以從粗通文字，那是因爲在內書房跟著內閣大學士們學習的，如果他們爲奸爲惡，教導的人應該是有多大的責任。

本性是喜歡玩樂的嘉靖皇帝，在經過黃錦和陸炳以及京師商團的矇蔽之後，他覺得如果總是那麼相信外臣，自己在深宮之中，不聞天下事，早晚還是要重蹈檢地案之間的那種局面。

可是親政的後果是疲憊異常，天下間的事情紛繁無比，內閣六部三司近萬官員尚且是管得亂七八糟，何況一個皇帝。

結果就是越來越力不從心，內閣的大學士們總是和藹親切的說，下面的小事就交給大臣們來處理，真正的軍國事當然不會隱瞞皇上，一定是欽定爲準。大事小事的標準怎麼界定當然是這些文官們決定了。

嘉靖皇帝心裡面已經是有些後悔了，想要重新控制錦衣衛和東廠，用來制約已經是近乎無法制約的文官集團。

卻沒有想到的是，內閣和六部對此大爲的支持，絲毫沒有什麼阻礙的意見，重新整頓之後，用起來才發現，這兩個從前皇帝的爪牙已經是失去了從前的威力，變成了徹頭徹尾的綿羊。

原因很簡單，錦衣衛和東廠所有的收入來源都是被文官剝離到了六部之中，大家不要以爲靠著敲詐勒索就可以維持一個龐大的武裝情報機構的運轉，必須要有收入，從前東廠和錦衣衛有部分的稅收和專賣的權力，這纔是有那樣的威力和規模。這一點，想必是華州的劉十二還有羅義理解的最爲深刻，司馬從事對外，親兵營對內，兩個機構人數加起來人數不過兩千，可是花費的數字近乎是半個夷州艦隊的開銷，錦衣衛和東廠這樣效率更低攤子更大的機構花費可想而知。

內閣大學士們對於錦衣衛指揮使和東廠提督的態度很簡單，要是想要威風，立刻掐住妳的預算，沒錢花，看妳還能怎麼做。

再說，在這兩年左右的時間之中，廠衛的人手煙消雲散，大部分流散四方，此時重建，手握權力的文臣們朝著裡面安插了無數自己的親信，這樣的機構怎麼會親近皇帝，這不是爪牙，而是別人的耳目。

在嘉靖身邊的太監和軍官，也不是從前的人了，從前的黃錦好歹也是有決斷的角色，現在的小三，本就是低階的宦官出身，除了聽嘉靖的話辦事之外，再也沒有什麼其他的長處了，檢地案掉的那些腦袋，早就是把他震懾住了，儘管他是現在宦官品級最高的，可是不敢多說一句話，多做一件事，生怕惹禍上身。

周林更是如此，他坐在京衛提督這個位置上，已經是心滿意足，不會再去要求什麼，而且本就是個忠心的武人，沒有那麼多權勢機關的心機，拱衛皇帝的安全那是足夠的稱職，但是指望在別的什麼方面用上，那是不成了。

說起來，嘉靖皇帝也是有這樣的感覺，從前黃錦和陸炳把持權柄，京師商團操控言論的時候，自己雖然是信息不通暢，可是通過一些渠道，終歸是能知道到底出現了什麼事情，現

真正的聾子和瞎子。

決斷什麼事情，根本形成不了自己的判斷，因爲他看到的就是文官們想讓他看到的，他聽到的也是文官們的言論，儘管這些都是稱頌他作爲什麼聖賢，聖明，卓越，千古難逢，堯舜之類的誇讚詞語。

這樣的局面，也是自己做成的，嘉靖也只能是捏著鼻子認了。

不過在嘉靖十九年的春天，又是遇到了新的問題，府庫充盈的局面已經是持續了兩年，在這一年終於是出現了缺口。

雖然說是前些年的規矩，說是即便是勳貴和有功名的人，和他們相關的產業也不能免除稅收，可稅收的權力被拿到六部那裡之後，上下其手的手段就是多了起來，大批的商鋪和手工工場都是通過給當權者好處的方法，來逃脫稅費，甚至在江南還有這樣的情況出現，那就是把自己的產業掛到匠戶營裡面取。

要知道官辦的產業當然是沒有什麼稅收的說法了，民間有譏刺這個的說到，從前匠戶連奴婢都是差了幾分，而今富貴之人卻是爭先恐後的爲匠戶。

稅費的逐年減少，大明的財政花費可是從來沒有少過，每年的災荒該發生多少還是發生多少，軍費依舊是那麼高，這些畢竟是所謂的大明根本，稅費收入落入了自己的腰包之中，自然是不要提什麼收稅了。

可是內閣大學士和六部官員們同樣是不願意開海禁，如果開了海禁，那麼走私的暴利，也會有不少轉移到國庫中去，這樣的情況同樣是許多人不願意，特別是南京六部和江南出身的官員反對的愈發強烈。

朝中的派系又有一變，陝西，四川，雲貴，湖廣的官員堅決要求查禁那種僞託官府或者其他名義來偷逃稅款的商人，還有那些包庇商人們的權貴們大臣們，另一派是則是南北直隸和江南各省的官員，他們則是堅持天下吏治清明，根本沒有那麼多的昏暗事情，而且聖人都說過商人不可信，先前的那種府庫充盈的現象不過是暫時的，國家的倚靠，還應該是農稅徭役。

這也就是所謂的士農工商排序的真義，現在的局面就是如此，如果是收取工商稅，南北直隸，江南各省，閩粵很多商人們都是受到了損害，如果是用增發農稅徭役的方法補缺口，那麼主要是倚靠農民的偏遠各省自然不願意。

雙方爭論不休，不過說起來好像是一個笑話，偏遠窮苦省份的那些官員卻被稱爲“濁流”，而那些收受賄賂，大肆貪污的官員們則被稱爲“清流”，而且天下間的輿論一邊倒的都在清流一邊。

濁流的官員們則是被斥責爲不識大體，不顧國家安危的自私自利之輩，如果不是時人有筆記記錄，而且許多資料留存的話，恐怕正史也會如此的寫了。

至於爲什麼天下的輿論如此的一邊倒，很簡單，有句俗話就是‘江北武將，江南宰相，鳳陽只能埋皇上’，天下文臣南方人居多，書院和詩會，文社之類的組織也大都是南人爲主，讀書人很少有貧寒出身。

這些讀書人家中的產業都是在進來蓬勃而興的工商業之中，撈到了許多的好處，日子過的好了許多，在沒有什麼財政概念的讀書人心中，自己少繳一分錢，家裡就多賺一分，也不會對國家有什麼損壞。

他們這些人掌握著輿論，誰少收他們的稅，他們自然就是傾向那一方，自然是撰文支持，並且從書裡面找出各種各樣的聖人言論表示支持，這就是所謂的天下士子，這就是所謂的國家棟梁。

可是自家發財了，話說的天花亂墜，國庫的缺口該少的還是少，大臣們解決這件事情的手段很簡單，找皇帝商量。在內庫裡面，還是有存銀的，大臣們不願意自己吃虧，總是要在皇帝的腰包裡面摳出些銀子來。

大學士們和六部的官員口鼻關心，看著皇帝坐在當中愁眉苦臉的樣子，沒有人說什麼，嘉靖也是想不出來什麼方法，讓他掏內帑的銀子，他也不願意，這個時候，也許是看不下去這種局面。

戶部侍郎司馬泰猶豫著開口說道：

“九邊已無戰事，可百萬軍民耗費巨大，不如考慮裁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