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談過，林江北在杭城租賃房子的時候，租了桃花嫂一個整個院子，一偏兩正，一共三間房，每月房租一共才十二塊錢，相對於林江北每月二百六十多法幣的收入來說，算不了什麼，而且也沒有什麼頂費之說。

但是放在上海情況卻又不同，在這個時候的上海，只要涉及到租賃房屋，頂費是一個所有租客都逃不開的事項。簡單來說，只要在上海去租賃房子，就必須支付頂費，想要在不支付頂費的情況下去租賃一間房屋，根本就是癡人說夢

所謂頂費，就是頂房子的費用，也就是說在房屋租賃權轉移過程中所發(fā)生的費用，有點類似於現(xiàn)在社會租賃商鋪時經(jīng)常要支付的轉讓費，但是又不盡相同。

之所以會有這樣的現(xiàn)象，主要是上海經(jīng)濟發(fā)達，大量外來人口爭相涌入，造成上海發(fā)生劇烈的房荒，無論是最高檔的新式里弄、花園洋房還是最低端亭子間、棚戶間在上海都是一房難求。

這就造成了上海房屋的租賃費不僅價格奇貴，而且想要租賃房屋，還要支付一筆低則相當於每月租賃費三四十倍，高則相當於每月租賃費上百倍的頂費，至於具體是多少，要視房屋的好壞以及所在的位置而定。

所以在此時的上海，別說想買房子，就是租房子，也是一件比較奢侈的事情。

就拿大文豪魯迅先生來舉個例子，當初在北京的時候，月收入才三百五十大洋，但是不到一年時間，就用了三千五百多大洋買下了一座三進一共有二十七間房的四合院。之後魯迅又花了八百大洋，買了一棟有六間房子的小四合院。

在上一世的時候，正在爲高昂房價所苦的林江北每逢聽到人提起魯迅先生這件逸事，心中就羨慕不已，十分嚮往民國時期不到一年工資就可以輕鬆買一棟豪宅的知識分子黃金年代。

可是誰又能夠想到，像魯迅先生這樣在北京可以揮金如土，連續(xù)購買兩棟四合院子的大文豪，一九二七年搬到了上海之後，竟然也買不起房子，整整在上海居住了十年，乃至到了一九三六年，依舊是租賃房子居住呢？

要知道在居住在上海這將近十年時間內(nèi)，魯迅先生月平均收入高達六百九十多大洋，遠遠高於他在北京每月三百五十塊大洋的收入，可是即使如此，他和許廣平在上海也不敢動買房子的年頭，只敢老老實實的租房子居住。

即使是租賃房子，在上海來說，同樣條件的一間房子，上海的租金往往是北京、杭城的租金十幾倍起步。就那林江北那間一偏兩正的院子來說，放在上海來講，每月沒有小兩百法幣的租金，是打不住的。

而上海最低端的亭子間，高度不超過兩米，面積最多六七個平米，這個時候每月租金要高達二三十元法幣，放在杭城，足夠租兩到三座林江北的院子。

當時著名的作家丁玲，和男友胡也頻搬到上海居住之後，兩個人放在上海來說收入也算是中上等水平，但是他倆卻只能跟另外一名作家沈從文合租一間六七個平米的亭子間，沈從文睡牀上，丁玲和胡葉萍兩個人就在牀邊打地鋪。

公共租界日管區(qū)百老匯路附近的房子，基本上都是新式里弄和花園洋房，最差最差的，也是新式石庫門房屋。這樣的房子租金多少暫且不說，但是在此時的上海，房屋的頂費至少要三千元以上的法幣起步。

倘若美國海軍陸戰(zhàn)隊第四遠征軍司令部裡的日本鼴鼠是居住在這裡，他如果要搬到海防路美國海軍陸戰(zhàn)隊第四司令部附近的去居住，單單是房屋頂費上的損失，就是一個鉅額的數(shù)字。

前面提到過，頂費有點類似於現(xiàn)在社會租賃商鋪時經(jīng)常要支付的轉讓費，但是又不盡相同。那麼不盡相同的地方在哪裡呢？

現(xiàn)代社會房屋轉讓費，一邊都是由新租客支付給老租客。而在這個時候的上海灘，新租客支付的房屋頂費，卻並不能全部落到房屋原來的租客手裡。

在當時的上海，尤其是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內(nèi)，很少有房屋的業(yè)主直接出面租賃房產(chǎn)的，他們往往是把自己名下的房屋委託房屋中介來管理。

和現(xiàn)在通行的房地產(chǎn)中間代理有所不同，現(xiàn)在地產(chǎn)代管人訂立租約、收取租金及因房地產(chǎn)糾紛而涉訟等等，都用業(yè)主的名義。這時候上海代理業(yè)主管理房地產(chǎn)的業(yè)務，採取的是“經(jīng)租賬房”的形式，經(jīng)租賬房是獨立行使職權，租戶與有關各方不知業(yè)主是誰，這是舊上海房地產(chǎn)管理中的特有形式。

而負責“經(jīng)租賬房”業(yè)務的，往往都是外商組織和洋人律師事務所，他們負責經(jīng)租賬房能對中國租戶施加壓力，如果要求不遂，往往直接用關閉房屋，斷絕水電等強制手段，不必訴諸法院請求處理。何況外商組織還可依靠領事裁判權的庇護。

也正是因爲這樣，負責經(jīng)租賬房業(yè)務的洋人中介都非常蠻橫，制定了很多霸王條款，比如新租客支付的房屋的頂費，舊租客能拿到三到四成，就算是頂天了。即使是美國海軍陸戰(zhàn)隊第四遠征軍司令部內(nèi)部的那個日本鼴鼠有著美國軍人的背景，但是最多也只能從洋人中介組織那裡拿到五成的頂費。

而他到海防路去租賃新的房屋，支付的頂費卻一筆都不能少，也就是說，單單是房屋頂費這一項，他至少要損失一千五百元以上。

除了房屋的頂費之外，簽訂租賃合同的時候，還要另外向經(jīng)租賬房支付一筆轉讓費，這筆轉讓費一般是房屋頂費的十分之一，也就是說，那個日本鼴鼠如果想要租賃一套和他在百老匯路附近租住條件基本一樣的房子，另外還要支付至少三百元的轉讓費。加上之前房屋頂費的損失，差不多就小兩千元了。

縱然說美國海軍陸戰(zhàn)隊的軍官收入不低，但是小兩千元法幣的收入，卻不是誰都能夠輕易損失得起的。

張師學在上海大區(qū)擔任書記，上海大區(qū)很多分支機構的房屋租賃都是他經(jīng)手的，他經(jīng)手的最貴一棟霞飛路和文琳路交叉口的房屋的頂費甚至高達五千法幣，自然是深知這裡面的曲折。

只是，張師學不明白，爲什麼林江北敢那麼肯定，美國海軍陸戰(zhàn)隊第四遠征軍司令部內(nèi)部的日本鼴鼠，原來就居住在百老匯路一帶呢？

於是他就把自己的疑問向林江北問了出來。

聽了張師學的疑問，林江北笑了起來，說道：“張書記，我也是今天到了黃浦灘日本駐上海總領事館現(xiàn)場觀看了一下，纔有了這個猜想的。”

“我看到日本駐上海總領事館旁邊，也就是黃浦路13-14號的建築，就想起了之前在杭訓班的時候，教官曾經(jīng)講過上海灘的形勢，提到過這裡本來美國駐上海總領事館的駐地。民國二十一年，日本襲擊上海的閘北區(qū)，致使多年來上海和西洋各國的貿(mào)易交往陷於混亂之中。到了一九三三年，隨著事態(tài)的進一步發(fā)展，爲了領事館的安全，美國駐上海領事館才八十年來第一次離開了原來的美國租界的地盤，遷移到蘇州河南岸位於江西路的Kalee酒店舊址。然後又在今年年初，搬遷到江西路和福州路西南拐角的開發(fā)大樓之中。”

張師學聽到這裡，不由得恍然大悟，對林江北說道：“江北，你的意思是，美國海軍陸戰(zhàn)隊第四遠征軍司令部內(nèi)的日本鼴鼠，原來可能是在美國駐上海總領事館裡工作？”

“對！”林江北點頭說道，“因爲當時美國駐上海總領事館裡面除了設立有美國駐中國法庭、監(jiān)獄、碼頭、郵局之外，還設立有一個來訪海軍和海軍陸戰(zhàn)隊的閱兵場。這個閱兵場應該是由美國海軍或者海軍陸戰(zhàn)隊的相關人員所管理的。”

“也就是說，只要找到這個當時管理美國駐上海總領事館來訪海軍和海軍陸戰(zhàn)隊的閱兵場的美國海軍或者海軍陸戰(zhàn)隊力度相關人員，看看他目前是不是還居住在百老匯路附近，就基本上可以確定了嫌疑目標？”張師學接口說道。

“對！”林江北又點了點頭，“這也正是我過來找你的目的。當然，嫌疑目標也不一定就是美國駐上海總領事館李管理閱兵場的人員，也可能當時他在美國駐上海總領事館裡負責其他事項，但是後來調(diào)到了美國海軍陸戰(zhàn)隊第四遠征軍司令部裡，關鍵是要點是要看看是否還居住在百老匯路附近。”

“你是讓我去找美國海軍陸戰(zhàn)隊第四陸戰(zhàn)團的普萊斯上校去溝通，把這個發(fā)現(xiàn)通報給他，讓他來確定嫌疑目標嗎？”張師學問道。

“張書記，你暫時還不能夠去想普萊斯上校通報這個情況。”林江北搖頭說道，“畢竟這個只是我們的推測。萬一普萊斯上校的部下里面沒有符合這個特徵條件的人員，或者有這個人員，經(jīng)過查證卻又不是日本鼴鼠，反而會影響到美國情報機構之後和我們情報處的合作。”

“那你的意思是？”張師學輕輕皺起了眉頭，看著林江北。

“張書記，”林江北再次笑了起來，“你到上海大區(qū)也差不多三年了。對上海的情況肯定也相當熟悉。我就不相信你這三年時間裡，就沒有私下結交到一個美方人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