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曉明請我給她的新作寫序——像這樣的事求到我這無名之輩頭上，我想她是找對了人。我比艾君稍大一些，“文化革命”開始的時候是個中學生。我的出身當時也不大好，所以我對她說到的事也有點體驗。我記得“文化革命”剛開始時，到處都在唱那支歌——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與此同時，我的一些同學穿上了綠軍裝，腰裡束上了大皮帶，站在校門口，問每個想進來的人：“你什麼出身？”假如回答不是紅五類之一，他就從牙縫裡冒出一句：“狗崽子！”他們還幹了很多更加惡劣的事，但是我不喜歡揭別人的瘡疤，

而且那些事也離題了。

我說的這件事很快就過去了。我的這些同學後來和我一起去插隊，共過患難以後，有些成了很好的朋友，但是我始終以爲他們那時的行爲很壞。“文化革命”是件忽然發生的事，誰也沒有預料到，誰也不可能事先考慮遇到這樣的事我該怎麼做人。我的這些同學也是忽然之間變成了人上人——平心而論，這是應該祝賀的，但這卻不能成爲欺壓別人的理由。把狗崽子三個字從朝夕相處的同學嘴裡逼出來，你又於心何忍。我這樣說，並不等於假如當年我是紅五類的話，就不會去幹欺壓別人的事。事實上一筐爛桃裡挑不出幾個好的來，我也不比別人好。當年我們十四五歲，這就是說，從出世到十四歲，我們沒學到什麼好。

我在北方一個村裡插隊時（當時我是二十二歲），看到村裡有幾個陰鬱的年輕人，穿著比較乾淨，工作也比較勤奮，就想和他們結交。但是村裡人勸我別這麼做，因爲他們是地主。農村的情況和城裡不一樣，出身是什麼，成分也是什麼。故而地主的兒子是地主，地主的孫子也是地主，子子孫孫不能改變。因爲這個原因，地主的兒子總是找不到老婆。我們村裡的男地主（他們的父親和祖父曾經擁有土地）都在打光棍，而女地主都嫁給了貧下中農以求子女能改變成分。我在村裡看到，地主家的自留地種得比較好，房子蓋得也比較好。這是因爲他們只能靠自己，不能指望上面救濟。據說在“文化革命”前，地主家的孩子學習成績總是比貧下中農出色，因爲他們除了升學離開農村外，別無出路。這一點說來不足爲奇，因爲在中世紀的歐洲，猶太人在商業方面也總是比較出色。但是在“文化革命”裡，升學又不憑學習成績，所以黑五類就變得絕無希望。我所見到的地主就是這樣的。假如我宣揚我的所見所聞，就有可能遇到遇羅克先生的遭遇——被槍斃掉，所以我沒有宣揚它。現在中國農村已經沒有地主富農這些成分了，一律改稱社員。這樣當然是好多了。

到了我考大學那一年（當時我已經二十六歲），有一天從教育部門口經過，看到有一些年輕人在請願。當時雖然上大學不大看出身了，但還是有些出身壞到家的人，雖然本人成績很好，也上不了大學。後來這些人經過鬥爭，終於進了大學。其中有一位還成了我的同班同學。這位同學的出身其實並不壞，父母都是的老幹部。他母親在“文革”裡不堪凌辱，自殺了。從黨的立場來看，我的同學應當得到同情和優待，但是沒有。人家說，他母親爲什麼死還沒有查清。等到查清了（這已是大學快畢業的事了），他得到一筆撫卹金，也就是幾百塊錢吧，據我所知，我的同學並不爲此感激涕零。

以上所述，就是我對出身、血統這件事的零碎回憶。也許有助於說明“血統”是怎樣的一回事。總起來說，我以爲人生在世應當努力，應該善良，而血統這種說法對於培養這些優良品質毫無幫助。除此之外，血統這件事還特別的荒唐。但是現實，尤其是歷史，與我怎樣想毫無關係。因此就有了這樣的事：在“文化革命”裡，艾君這樣一個正在上小學的女孩子，她的命運和她的外祖父——一位國民革命的元勳（但是這一點在當時頗有爭議），她的父親——一位前國民黨軍隊的炮兵軍官，緊密地聯繫在一起了。這本書就在講這些事——艾君當時是怎樣一個人，她的外祖父，她的父母又是怎樣的人。拿破崙曾說：世間各種書中，我獨愛以血寫成者。假如你是拿破崙這樣的讀者，就會喜歡這本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