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相信，總有些人會渴望有趣的事情，討厭呆板無趣的生活。假如我有什麼特殊之處，那就是：這是我對生活主要的要求。大約十五年前，讀過一篇匈牙利小說，題目叫作《會說話的豬》，講到有一羣國營農場的種豬聚在一起發(fā)牢騷——這些動物的主要工作是傳種。在科技發(fā)達的現代，它們總是對著一個被叫作“母豬架子”的人造母豬傳種。該架子新的時候大概還有幾分像母豬，用了十幾年，早就被磨得光禿禿的了——那些種豬天天挺著大肚子往母豬架子上跳，感覺有如一砣凍肉被摔上了案板，難免口出怨言，它們的牢騷是：哪怕在架子背上粘幾撮毛，給我們點氣氛也好！這故事的結局是相當有教育意義的：那些發(fā)牢騷的種豬都被敲掉了。但我總是從反面理解問題：如果連豬都會要求一點氣氛，那麼對於我來說，一些有趣的事情干脆是必不可少。

活在某些時代，持有我這種見解會給自己帶來麻煩，我就經歷過這樣的年代——書書沒得看，電影電影沒得看。整個生活就像個磨得光禿禿的母豬架子，好在我還發(fā)現了一件有趣的事情，那就是發(fā)牢騷——發(fā)牢騷就是架子上殘存的一撮毛。大家聚在一起，你一句、我一句，人人妙語連珠，就這樣把麻煩惹上身了。好在我還沒有被敲掉，只是給自己招來了很多批評幫助。這時候我發(fā)現，人和人其實是很隔膜的。有些人喜歡有趣，有些人喜歡無趣，這種區(qū)別看來是天生的。作爲一個喜歡有趣的人，我當然不會放棄閱讀這種獲得有趣的機會。結果就發(fā)現，作家裡有些人擁護有趣，還有些人是反對有趣的。馬克·吐溫是和我是一頭的，或者還有蕭伯納——但我沒什麼把握。我最有把握的是哲學家羅素先生，他肯定是個贊成有趣的人。摩爾爵士設想了一個烏托邦，企圖給人們營造一種最美好的生活方式，爲此他對人應該怎樣生活作了極詳盡的規(guī)定，包括新娘新郎該乾點什麼——看過《烏托邦》的人一定記得，這個規(guī)定是：在結婚之前，應該脫光了眼子讓對方看一看，以防身上暗藏了什麼毛病。這個用意不能說不好，但規(guī)定得如此之細就十足讓人倒胃，在某些季節(jié)裡，還可能導致感冒。羅素先生一眼就看出烏托邦是個母豬架子，乍看起來美渙美崙，使上一段，磨得光禿禿，你纔會知道它有多糟糕——他沒有在任何烏托邦裡生活過，就有如此見識，這種先知先覺讓人佩服得五體投地——他老人家還說，須知參差多態(tài)，乃是幸福的本源。反過來說，呆板無趣就是不幸福——正是這句話使我對他有了把握。一般來說，主張扼殺有趣的人總是這麼說的：爲了營造至善，我們必須做出這種犧牲，但卻忘記了讓人們活著得到樂趣，這本身就是善；因爲這點小小的疏忽，至善就變成了至惡……

這篇文章是從豬要求給點氣氛說起的。不同意我看法的人必然會說，人和豬是有區(qū)別的。我也認爲人豬有別，這體現在人比豬要求得更多，而不是更少。除此之外，喜歡有趣的人不該像那羣種豬一樣，只會發(fā)一通牢騷，然後就被閹掉。這些人應該有些勇氣，作一番鬥爭，來維護自己的愛好。這個道理我直到最近才領悟到。

我常聽人說：這世界上哪有那麼多有趣的事情。人對現實世界有這種評價、這種感慨，恐怕不能說是錯誤的。問題就在於應該做點什麼。這句感慨是個四通八達的路口，所有的人都到達過這個地方，然後在此分手。有些人去開創(chuàng)有趣的事業(yè)，有些人去開創(chuàng)無趣的事業(yè)。前者以爲，既然有趣的事不多，我們纔要做有趣的事。後者經過這一番感慨，就自以爲知道了天命，此後板起臉來對別人進行說教。我以爲自己是前一種人，我寫作的起因就是：既然這世界上有趣的書是有限的，我何不去試著寫幾本——至於我寫成了還是沒寫成，這是另一個問題，我很願意就這後一個問題進行討論，但很不願有人就頭一個問題來和我商榷。前不久有讀者給我打電話，說：你應該寫雜文，別寫小說了。我很認真的傾聽著，他又說：你的小說不夠正經——這話我就不愛聽了。誰說小說非得是正經的呢。不管怎麼說罷，我總把讀者當作友人，朋友之間是無話不說的：我必須聲明，在我的雜文裡也沒什麼正經。我所說的一切，無非是提醒後到達這個路口的人，那裡絕不是隻有一條路，而是四通八達的。你可以做出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