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柔給我發來了電子郵件，說她在那家德資跨國公司做得很順心，學到了很多東西，也對德國人的嚴謹有了很大的認識。她說她們公司有很多德國來的工程師和職業經理人，那些德國人不論做什麼事情都一是一、二是二的，甚至連過馬路都要刻板地遵守交通規則。有一次，她和另一位女同事和公司的一位德國工程師一起加班到深夜，三人一起回公司宿舍。在一個十字路口時，正好遇到紅燈，蘇柔和女同事看看沒有車就過去了，但那位德國佬卻不肯同流合污，說非要等到綠燈才肯過斑馬線，於是蘇柔兩人就先回宿舍了。第二天早上，當她們去上班時，驚訝地看到那位德國工程師已經開始工作很久了。原來，那個十字路口的紅綠燈可能壞了，昨天晚上蘇柔她們走後，一直都沒有變回綠色來，後來過不了馬路的德國佬只好回公司休息。

蘇柔說，因爲她在公司表現很不錯，公司的德國上司很欣賞她。公司待遇什麼的也挺好的，所以她決定好好抓住這個機會，儘量爭取畢業後留在公司，希望我做完畢業設計後也去上海和她會合云云。

我馬上給她回了信，祝賀她遇上了好伯樂，讓她照顧好自己，我會爭取考上覆旦大學的新聞學研究生，這樣我們就可以在上海相會了。我還說，我們種的梔子花長勢很好，我常常會去看它們，讓她不要擔心。

我儘量讓自己的語氣顯得輕鬆一些，好讓蘇柔不會爲我擔心。其實，我沒有告訴她，在她離開之後，我的情況已經越來越糟了。我感覺到自己慢慢變得憂傷起來，寫稿也沒有什麼心思了，報社交代的任務常常都無法按時按量完成。更不妙的是，因爲不滿其不懂編輯業務但肆意地撤換稿件，我和靠關係上任的新編輯部主任有了根深蒂固的芥蒂，雖然有副總編在，初來乍到的他還不至於把我掃地出門，但我知道，我離走人也爲時不遠了。

回完E-mail之後，我感覺到心裡空蕩蕩的，一種莫名的失落籠罩了我。我忽然對自己和蘇柔的未來產生了深深的懷疑。她已經沿著即定的規劃穩步向前走了，而我呢？雖然有了一分不錯的實習工作，甚至在趙亞東他們看來，我畢業後似乎順理成章地會繼續留在報社當記者。但我知道，即便報社有意留我，我也不會一個人留下來的，何況現在我徹底惹怒了編輯部主任。我想去找蘇柔，哪怕只剩一絲的可能，我也要和她在一起。

我拉著秦夕一起去喝酒。秦夕此時更像一個很好的傾聽者，他邊喝酒邊安靜地聽著我的傾訴，然後肯定地說，你得了“畢業憂鬱綜合癥”。

見我一臉的茫然，秦夕就繼續解釋說這是一種發生在畢業班男女身上的一種心理疾病。大部分是因爲畢業在即，學業、工作、情感壓力過大而引發的。最明顯的癥狀是多愁善感，是重感情的學生在莫名其妙的無限漫長的青春期裡莫名其妙地出現的莫名其妙的情緒。

秦夕一套套的理論把我攪得腦袋發脹。我做了個STOP的手勢，讓他停止不知所云的謬論。

我問：“韋欣有和你聯繫嗎？”

他說：“有，只是自己的情況實在太慘，不要說畢業證了，連張肆業證都沒有，所以不敢和韋欣談未來。”

我說：“也沒有必要這麼悲觀，你不是馬上要考跆拳道黑帶三段了嗎？到時候憑著這個去當跆拳道教練也不錯，如果實在不行，我們兩兄弟乾脆做自由撰稿人算了，自由自在的，還不用看別人臉色。”

秦夕說他也想過做自由撰稿人，但不大現實，壓力太大了，自己這性格肯定不是這塊料。他說過了跆拳道三段後去南方闖一闖，那裡跆拳道高手少，說不準可以闖出一番名堂來。

我給他倒了滿杯的酒，和他又幹了一杯。秦夕夾了一大塊回鍋肉，塞進嘴裡大口大口地嚼了起來，吃完又倒了杯酒喝乾，然後問我有什麼打算。

我說這學期末先考完研再說，要是運氣好考上了自然什麼都沒有問題，如果沒有考上，可能會先到上海找個工作，不管怎麼說，死也要死在上海了。

秦夕對我豎起了大拇指，一個勁兒地說我真是癡情種子，還說要是他是蘇柔也會死心塌地地跟我。

我用筷子尾端戳了一下他的肩膀，罵道，得了吧，你這麼個肥婆跟著我，我還不得在全國人民面前擡不起頭來，羞愧得自殺呀。

兩人就這麼喝了兩個多小時，回到宿舍時，發現宿舍門口圍著許多人，不知在討論什麼問題。一見我們，歐陽偉就走了過來，一臉凝重地對我們說，趙亞東出事了！